【访谈】《lAHLS通讯》第84期：本学会学术委主任、常务理事、学刊主编虞万里教授访谈录-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学术会长学刊主编
虞萬里教授
主持人：虞老师曾经整理过孙诒让、马一浮、姜亮夫先生的全集、著作集等等。可以说虞老师在我们传统古籍以及语音学方面非常有研究，卓有建树。今天他为我们带来高邮王氏的古籍校勘。
说到高邮王氏，在座各位并不陌生，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不仅当时的学者像段玉裁、阮元等对他们有非常高的评价汪国真诗集，即使到了现在，我们当代学者、学生也经常把他作为榜样来学习。说到这里，很多读者已经非常期待了，我就到此为止，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虞老师。
虞万里：各位悟剑声，我可以说是同道吧？如果大家要听这样一个内容，我当然很高兴。人生都是有缘的，今天我在这里讲这个内容，我就想到30多年前，我在上海《汉语大词典》编撰处，当时为了做同义复词的研究，虽然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但我确实是把《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基本上全部翻了一遍，摘录了里面同义复词，确实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我会和我的学生一起整理《高邮王氏四种》，并且就它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梳理，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谈谈我的感想。
现在不管是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以及其它单篇的论文，成千上百的很多很多，有一大部分是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去看待二王当时的研究。我觉得有一部分，甚至于比较多的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当时还不是现代语言学，而是古籍的泰隆减速机校勘和考证。
所以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怎样看待“王氏四种”的成书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经义述闻》是不是王引之写的书的问题？关于这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绕开了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问题，我从他们自身著作发展的角度把它展现出来，最后应该怎样看待这四部书和两个人著作权的问题，大家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
曾国藩在日记里说他看到《经义述闻》里面“大过过涉小过过其祖弗过防之弗过遇之弗遇过之过以相与也臣不可过也”有很长的一段考证：“余于本朝经学小学诸家，独服膺王怀祖先生父子之精核。”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在清代，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并重，桐城派的古文和汉学家们注重小学考证语言文字音韵有不同的趋向和不同的理路。到了曾国藩，他应该说是整个清代在古文辞上面绝对的大家，但他还是服膺二王的。他又说：“余自愧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王文肃公名安国，也就是王念孙的父亲。曾国藩又说：“怀祖先生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家中无之”，“伯申氏所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皇清经解》中有之。”其实《广雅疏证》也在《皇清经解》里面。
先秦时期已经有“三豕渡河”这样的校勘了。但不管怎么样，刘向和刘歆的校勘我们直到现在为止仍然应该重视，《太平御览》引用《风俗通》说，一个人读，一个人持本，就像怨家的校雠一样。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候，据说校对工作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像我现在在上面读淡紫拟青霉，下面有60个人拿了60份校样，读了以后每个人就这么对过去，然后就把这60种校样再合起来看。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选集是没有错的，尤其是第五卷，它居然发行了2亿册，这绝对是记录。
两千多年前最原始的校对方式其实是很管用的。出版社的人都知道，初校无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这样对过去，肯定有错误。所以《风俗通》里记载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两千年前就是如此。
《经义述闻》最后刻成在道光七年，可以称为“三刻本”，就是现在通行的版本，钱琳琳已经就被誉为“以声音贯穿训诂”的典范之作。这部书是谁发明的？就是王念孙发明的。《述闻》到底是王引之写的？还是王念孙写了给儿子题名的？罗振玉在天津买到几箱子王氏手稿，当时王国维已经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为了写《古韵谱》，特地去天津翻检。翻检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的手稿上，有“念孙案”划掉了以后改成了“家大人曰”，就觉得好像是王引之把他父亲的东西改为己有。其实这里有一个概念的错误，既然是“家大人曰”，当然仍然是他父亲的东西。作为老师可能随便说，王的学生刘盼遂听了以后就在二王的年谱里面写上了。这之后台湾的张文彬，博士论文就说刘盼遂是不对的。
史语所的李宗焜在整理高邮王氏父子的手稿时也说：“并不以刘说为然。”但陈鸿森先生就在《经义杂志》和《经义述闻》里面做了很多调查，他就说刘盼遂是对的。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张锦少，又看到很多王念孙的校本，包括史语所的藏本，台湾图书馆的藏本等很多东西，他就又反过来认为王国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贺太太的前夫。
关于校勘的广罗异本、比较异同这个问题，我想张舜徽大家都熟悉，他在《郑氏校雠学》中已经揭示出来了。我们现在看《郑玄三礼注》，尤其是《仪礼》和《礼记》里面广罗了很多的异本。像这种最基本的广罗众本的校勘学原理，在两千多年前已经运用得很娴熟了。比如说他校正错简、补脱订讹，审定字音，当然是郑玄《三礼注》里面比较重要的。
我为什么把颜子推的《家训》提出来呢？其实《家训》的《书证》篇里面，有很多关于校勘的说法值得我们现在借鉴。我不是希望用现代的概念去套古人研究的方法。如果从陈垣校勘的角度来说，理校、本校、他校等等，这其实在颜子《家训》的《书证》篇里面，已经有很娴熟的应用了。同时或者它之后像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唐代的《五经正义》《干禄字书》《九经字样》，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西安碑林的唐石经，包括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和李涪的《刊误》里面，这些也都已经全部应用了，只是没有后面有系统、有条理。尤其是宋代一些学术性的笔记，考证型、考订型的都有很多。只不过我们要想，像宋元明清这些东西，有的它很粗糙，凭一己之见就谈了，但是好像很不理想，或者有错，错得很多，都会出现。
正规的塞外奇侠传校勘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馆阁的易方达科汇校勘，从景德年间开始，978年以后，到1000年前后编纂《太平御览》的时候，校勘才完全有一个系统了。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不理解阿卡巴大帝，叫“看详”，是在宋代佛教之类的术语。
这里我要提出来《文苑英华辩证》彭叔夏的一个序。他里面谈到，年轻的时候手抄太师《皇帝实录》，里面“兴衰治□之源”，他想，“兴衰治”，那肯定是“治乱”，结果后来看到善本是“治忽”。所以这是在校勘学上都会引用到的，你不能凭想象。“治乱”很通行，但是其实是“治忽”，意思是对某一个政策和策略忽略了就引起了什么事情，所以信书不可以轻改。一直到清代，像卢文弨、顾千里等人，他们就不会这么做，所以要重宋本，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再说元代的胡三省和吴师道，以及后来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他为什么要作《胡注表微》？因为胡三省在元代初年就隐居起来注《通鉴》，所以陈垣就在国乱的时候，30年代写了《表微》。他这里面就发现了很多他校、本校等校勘学的原理上的东西。还有吴师道的《战国策注》也提出了不轻改，要博采众说等等，个别的涉及到了音韵和训诂这些东西。
到了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我们大家都将其奉为一部考据学的著作。其实顾炎武真正的用意，蕴含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著作中，不仅仅在《日知录》。只是《日知录》被清代的考据学家奉为典范，所以现在当然很多的人都知道。从《日知录》中的研究方法来说，它其实已经有因声求义、以义推义、勾稽旧注、利用辞书、印证方言等等了，乾嘉以后的考证方法，基本全部都应用了。
有人归纳顾炎武的校勘学条例，有未谙史实致误、未谙地理致误、未谙人名致误，这些都是被三部史学名著，就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劄记》所继承的。当然《日知录》里面还有其他的校勘学条例。相对来说，形近致误、义近致误、音近致误、误读上下文例、正文注文混同，这些都为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所继承。当然这里面有交叉，不是全部。关于校脱文、衍文、错简，很多人都很自觉。
以上我把校勘学的渊源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我要上课的话，我会把宋元明清时期的例子都拿出来分析，就可以看出校勘学发展的过程了。
就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来说，他里面总共引用《日知录》12次，有的是同意，有的是不同意，有的就是引述一下他的观点而已。就可以想见，《日知录》在乾嘉学派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讲到清代的校勘学，至少卢文弨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校勘高峰。他说古书的流传当然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依据的话，当然应该改正，但毕竟来说应该审慎，疑者宁阙，以俟后人或有能通其意者，他就当然会改正。若遽凭己意改定，可能就错了。因为那时候的校勘不像我们现在中华善本写的校勘记这样程式化，把所有版本都写在后面。以前清人所谓的精校本，很多都是直接改掉，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言论。如果你改掉，就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书改的青刺尖，你改的对还是不对。所以他就觉得不应该随意改正。他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影响了乾嘉以后学者的，因为他是乾隆六十年过世的，一直影响着嘉庆一直到道光的校勘学。
顾广圻被日本人誉为校勘第一人，他在校勘上功力也确实可以。他的思适斋就是用邢子才的典故，所以他的书斋名就是一个巨野教育网校勘的典故。邢子才是北朝三杰之一，他认为看书不需要很多的校对，不需要校对的话我读下去可以不断地思考对还是不对，要不然就没意思。
顾千里就觉得校勘有两种，一种性庸识闇，很平常。见识很平庸。强预此事，硬要来做校对刘文亨，好像很容易，校校就可以了，这样是不对的。还有一种才高意广，易言此事，这大概就是“治乱”，结果是“治忽”。这种情况下3k小说网，两个都有问题。我们下面会引到他和段玉裁的方法，其实两个人在争论之后都是有所指的。所以顾千里提出了“以不校校之。”你不要校，所以他的抚州本《礼记》都是写在旁边的校勘记。到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刘师培的曾祖和祖父，当时为浙江书局校勘的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后来中华书局出版，一共八册，后面两册是校勘记，就全部另写的，正文不改。所以“以不校校之”，是有它的道理的。
所以顾千里在其他很多书的序跋里面，都谈到他校勘学原理。比如《韩非子》的赵用贤刻本，是明代的dnf女枪手，这个东西，王念孙用它作校本，现在就藏在上海图书馆，可以去借过来看一下易文网。这里面顾千里就说，赵用贤就师心自用了，把很多东西改掉了。宋本对的地方他没有感悟出来，没有改，宋本错的地方他也留在那边，所以他就说这个本子不好。所以王念孙在《管子》就用这个本子小荧星官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段玉裁和顾千里争吵着。段玉裁在校勘理论上，他其实继承了戴震校勘的理念。他说校书之难，你照本改字是不难的，不讹不漏之难也。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定其是非，到底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培正青果？你要定其是非，难就难在这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这是我们在校勘学课上一定要读的一篇文章，大家回去都可以看一下。
他就觉得读书有本子的是非，有作者的是非。本子是非，通过不同本子可以对。但作者的是非你就没有办法定了，他说“慎修先生、东原师皆曰从事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审定难”。这“三难”被延续下来的乾嘉学派定为最高境界。其实隐含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关于定是非之难，看你淹博与否和识断的高下，如果有把握的话就改掉。这也就是和卢文弨、顾千里他们有所不同的地方。他们不断地在自己各种序跋里面提出来，后来他和顾千里有所争论，学术上有很多篇文章都写这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来说，因为唐以前的文献都是手抄的，我们现在看到敦煌的卷子，误字讹字太多，字形也不准确，积误很多，宋本亦多沿旧本，无以胜今本。其实并不一定，宋本在景德年间校勘也是，校书是这样的，一边是校勘改正了，一边新的错误又出来了，这都不管它。主要的就是我要说明的，段玉裁它重异文，承自戴震；顾千里是重版本，承自卢文弨。其实他们两家都知道两者都不可缺，都应该并重。但是由于引起了争论以后，段玉裁自恃识断很高，可以改掉。你们可以看，段玉裁的全集如果出来，《毛诗定本》里面就已经看出他自己的自负。我就是要写一个定本给你看看，当时的《毛传》就是这样的，其实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意念的问题。
段玉裁认为宋本有误，其实也是对的。顾千里认为宋本和旧本很可贵，也是对的。其实就是看重心和偏向，以及最后识断如何，改得对还是不对，提出一个什么样最正确的字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段玉裁还说，自汉以下，多述汉人。因为清代很多人就推崇郑玄，压抑王肃，这是和《古文尚书》与伪书有关系，我们今天不能多讲。他就说“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有其左证”。其实郑玄在《三礼注》里面，有他对的地方，也有他不对的地方。郑玄有的是平视的，各种版本怎么样，然后他就说我从什么版本，有的地方他就直接改掉了。所以段玉裁这样一边倒，也不完全像郑玄。包括《公羊注》等等公主岭鬼楼，也不完全是这样。
段玉裁说自汉而下，多述汉人，不敢立说擅改，故博稽古本及他引经之文可以正流俗经本之字者则改之。但颜之推就完全改了，《书证》篇里就说，江南旧本怎么样，江北本子怎么样，应该是什么样，这个是因为音韵的问题，那个是因为字形的问题。并不是像段玉裁所说的汉以下都不敢改，没有这回事。
所以段玉裁说，凡校书者，主要就是定其一是，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非如今之俗子夸博赡、夸能考核也。他就是针对顾千里这些人，你有很多本子，这个没有用的，你说的对，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我们都不管它，我们把从汉代到清代校勘学源流，很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我把所有例子全部删掉，因为这个例子太费神了，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只是把这个意思告诉大家，我要所说的是什么？
一、清人所说的校勘学方法，其实在这一千多年来，我们的先人都一直在运用，这是一点。只不过没有清人说的那么系统，而且引起争论以后，大家都比较有系统地去阐述自己的理论，这样就比较明确，这是一点。关于它的方法前面都有，但确实是到了清人手里，很多东西就显得更加得成熟，这是一点。
二、要谈到顾千里、卢文弨这一派，和段玉裁、戴震，一直到王念孙这一脉，其实他们都是聪明人，都知道对方的理论在我们自己运用中的重要性，但由于比较偏颇，偏颇主要发生在段玉裁和顾千里身上香雪海饭店。如果看《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相对来说“王氏四种”的考订，就比较得平和，也不那么很激烈。
这里我要提出来，其实乾嘉学派的代表，在这方面气量最大，最温和的，应该是钱大昕，他基本上不大骂人。骂人的是段玉裁，戴震也要骂，很多都要争吵，现在我们看来不是圣就是贤，至少是贤，因为做出了很多学术成就，都是高峰，当时大家也是吵来吵去，吵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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