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宁乡籍英雄烈士何叔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宁乡娱乐频道

来源：湖南公共频道、长沙移动电视


何叔衡(资料照片)
何叔衡，谱名启璿，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杓子冲。父亲何绍春，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民，年轻时，除在家种地外，每年都要到洞庭湖沿岸一带打两三个月的短工，赚些钱米来贴补家用。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何叔衡5岁时丧母，7岁就参加劳动，从12岁到22岁，先后读了八年私塾。在这期间，有位叫姜方谷的塾师，曾在外做过小官，学识比较渊博，藏书也较多，为人耿直，不随流俗，富于民族自尊心，常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事迹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他很尊敬这位老师，老师也很喜欢他。在姜先生的教导下文语通，他阅读的范围益广，学业益进，而且关心时事，忧虑民生。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十分愤懑，在一篇题为《旱》的文言文中，他这样写道：“夫旱，固亦伤仁爱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竟如此，不可即以旱罕警之乎?且今日之天下，一酷烈之天下也，其万姓之如炎如焚者，岂不甚于旱魃之为虐哉?”然后他沉痛地叹息道：“何辜今之人，而竟罹此酷烈之祸而不可遏也?”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当时一篇挞伐清朝暴政的檄文。
1902年，何叔衡26岁时，遵父命应试，得中秀才。同年11月，县衙门送来请他去县里掌管钱粮的委任令，但他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拒不赴任，宁愿在乡间种地和教书。因此，乡里人都称他是“穷秀才”。
何叔衡在乡间教了五年私塾，他教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一是收费低，一般要比别的塾师少一半，对个别穷苦学生还可免收；二是教学内容不同，他主要是讲解些楚辞、唐诗、宋词等许君豪，并不注重诗经；三是教导学生关心时事，给学生们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历史，鼓励学生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他还喜欢到学生家串门，也常邀学生到家里来谈话，师生关系甚是密切，至今一些老人回忆他对教学的循循善锈，仍然印象很深。
何叔衡在乡间受人尊敬和爱戴，还反映在如下两件事情中：
一件事是1906年，宁乡遭了灾，“春夏谷米昂贵，饥民挨户索食”，但遭到官绅的镇压。何叔衡看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便邀集好友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夏果雅和堂弟何梓林等，结成拜把兄弟，在乡间见义勇为，替穷人打抱不平。有一次，在何家祠堂做工的余某，因孩子饥饿，拿了祠堂一点积谷，何姓族长要将余某处死。他得知后，邀集拜把兄弟一起闯进祠堂，将余某救了出来。秀才竟能带头“造反”，成了乡间的特大新闻，很快引起人们的惊奇和钦佩。
另一件事是1908年，他的妻子生下第三个女儿。这时，亲友们怕他没有儿子，绝了“后嗣”，为承宗接代，劝他娶一偏房。他坚决不答应，并将刚生下的女儿取名“实嗣”，意思是说，这个女孩就是他的实际继承者。他以行动反对认为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宗祧的封建伦理观念，这一举动，又使乡亲们为之惊异。后来女儿长大了，他又不让女儿念《女儿经》之类的书，而是亲自教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即使女儿识字，又使她从小就懂得稼穑之艰难，贫民之疾苦。于是，乡里人又给他冠上“反对封建的穷秀才”的头衔一蚊鸡保镖。
1909年春，何叔衡受聘到离家50里的云山高等小学堂教书，担任高年级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在此教学四年，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开始研读康有为、梁启超有关变法维新、自强保种的文章，认为这是救国救民之道。后来，他同在福建参加同盟会的堂弟何梓林的通信中，得知同盟会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得知同盟会员为实现这一纲领曾多次组织武装起义的经过，懂得只有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路，才能真正救国救民的道理。于是他又摒弃康、梁的改良主张，转而赞成和拥护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1911年10月，何叔衡得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率先响应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带头剪掉辫子，并向学生宣传同盟会的纲领。11月4日，他还专门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都来剪辫子，后来又要全家妇女都放了脚。1912年元旦，民国宣布成立后，他决心在云山学堂，团结进步教师，实行教学改革，树立新的学风，使之符合“民国”的需要。他发动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反对尊孔读经，提倡做应用文，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并劝富家子弟上学不要坐轿，吸收贫苦子弟免费入学，带领学生动手栽树和培修操场等。就在这一年，他的这些改革措施却遭到新调来的黄校长的反对，谩骂他是“一学匪”，是“非孝的三无党首领”等等。他对此虽无所畏惧，但也知道没有必要在这学校呆下去，经过考虑，他毅然辞掉教职，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革命之路。
1913年春，何叔衡已37岁。他来到长沙，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继续求学。一年后，学校合并，龙之界点op他又考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讲习科读书。在这一期间，他结识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毛泽东，并很快建立了友谊。毛泽东对他十分尊重，特别是对他的办事热忱和待人诚恳，称赞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而他对毛泽东的勤奋好学和见解超群，更是钦佩，常向人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并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说对了董云海。”可见他俩的相知之深。
1914年夏，何叔衡在一师提前毕业。接着，他受聘到长沙楚怡学校教书。但他仍和毛泽东等同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集会讨论“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当时，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国家情况一天比一天糟，人们已经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的出版越声理财，吹响了在中国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预示着一场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正在为救国救民进行艰苦探索的何叔衡以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实尾岛事件，从《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中看到了时代的曙光，开始了他们的“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经过长期的酝酿，他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1918年4月14日，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何叔衡是这个学会中年龄最大的会员。他对学会的会务很热心，工作很努力，后来还担任了学会的执行委员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何叔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一斗争，并全力赞助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推动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当时的湖南，为督军兼省长的皖系军阀张敬尧所统治，从同年6月开始，湖南人民开展了“驱张”运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何叔衡参加了驻衡驱张请愿代表团的工作。他于1920年3月1日，到达衡阳，与代表团成员一道，以衡阳三师为基地，衡阳学联为核心，并通过蒋先云、夏明翰等进步学生，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声讨张敬尧祸湘的罪行，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他还利用驻衡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张敬尧的矛盾，带领群众向吴请愿，促使吴对张施加压力，并联络湘军首领谭延等率军向张敬尧进逼，终于迫使张敬尧于6月11日狼狈逃离长沙k1082。驱张斗争的胜利，驻衡代表团起了重要的作用飞天小魔女，所以毛泽东曾称赞他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参加驱张斗争的实际锻炼，使何叔衡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并开始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0年6月17日，他从衡阳回到长沙后，就协助毛泽东在湖南着手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工作中，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奔走，为书社筹集资金和争取支持。同年9月9日，书社正式营业后，他随即在楚怡学校设立贩卖部，并邀同老友姜梦周创办文化书社宁乡分社。他虽不是书社的负责人，但为书社的创办和以后的活动，都倾注了极大心力。在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活动中，他也是全力以赴，和毛泽东、彭璜等联络教育、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做发起人，为学会起草简章，并于8月22日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的发起会上宣读。简章明确地提出本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一切事情为主旨，并确立三项会务：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 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后来，许多进步青年如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经研究会的帮助赴俄学习的。
这年9月，何叔衡受湖南省教育委员会的委派，担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接办该馆的《湖南通俗报》。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聘请来报社任职的谢觉哉、熊瑾玎、周世钊等一起，要把死气沉沉的《湖南通俗报》，办成用以提高人民政治思想觉悟的宣传阵地。报纸着重刊登有关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民众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的内容董泰山，以敢于说话，敢于揭露问题，态度明朗，毫不含糊，文字短小精焊，生动活泼的作风，深受群众欢迎，因之发行量也急剧增加。不但城市里的工人和市民喜欢看，有些农村里的农民也喜欢看。有的中小学还把这张报纸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他还利用馆长的身份和馆里的经费，用通俗教育讲习所的名义，以补助薪金的办法，在全省许多县，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小学教员，下乡向农民作读报宣传，不仅扩大了新文化的传播，而且为促进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开辟了新的途径。
何叔衡在主持通俗教育馆期间，该馆也成了新民学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联络点，毛泽东的有些社会活动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他自己也利用这一阵地，广泛联系青年群众，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进行政治教育。有一次，有几个女知识青年来教育馆向他请教，问到“妇女何时才能自由?”他反问她们说：“你们看，带到小吴门外杀头的有没有女的?”女青年回答说：“没有，尽是男的。”他便告诉她们说：“如果带去杀头的十人中有两三个是女的时候，就是你们自由快到的时候了。”他这风趣的谈话，意思很明白，妇女自己要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斗争，才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
这一期间，何叔衡非常注意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和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在1920年7月5日至10日，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如蔡和森、萧子等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后，他和毛泽东等于1920年底，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1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重大问题时，他明确表示了自己“主张过激主义”，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至于采用什么方法，他说：“一方面成就自己，粟奕多研究；一方面注意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制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最后，他又综合大家意见，将着手方法归纳为六项，其中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一项内容。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意见，不能不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和深刻的认识。
1921年6月，何叔衡被湖南省长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职煞妃狠彪悍，《湖南通俗报》被勒令停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步伐。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使命，正期待他去实践，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6月底，何叔衡同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回到长沙后，即着手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同年10月10日，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从1921年冬至1922年春，经过他和毛泽东及支部成员的共同努力，长沙、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都先后发展了党员，有的地方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这年五一节前后，原中共湖南支部改建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他任组织委员，毛泽东任书记。从此以后，他主要从事党的建设工作。他担任过船山学社的社长，为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出力甚多。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就是他介绍到自修大学学习并培养入党的。他还担任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主事，着力培养青年。这时，他除了做党的工作和担负自修大学的主事外，还担负了一师附小的主事和其他社会工作。白天要教学，没有时间，他就晚上看书，要看到十二点才睡。早晨起得早，还要读一小时的书才开门。读到精彩之处，往往拍案叫绝。他在自修大学一直工作到1923年11月。当该校被赵恒惕下令封闭后郭丰周，他又协助筹办湘江中学，将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学生大部分转到这所学校读书，后来他还接任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湘江中学一直坚持到1927年3月才决定停办，并获得“湖南革命的先锋”的称誉。
何叔衡在主持自修大学期间，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召开，并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何叔衡根据党的指示，曾同夏曦等着手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工作。7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筹备处成立，他任筹备处主任(不久改为夏曦)后，奔走全省各地，从事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1925年5月25日至6月1日，湖南省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岳麓山蔡松坡墓庐秘密召开，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他和李维汉、夏曦、郭亮、熊亨瀚等共产党人分别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所以，周恩来后来论述国民党改组后建立各省组织时说，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国民党各省组织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中如“湖南的何叔衡、夏曦同志”等。不仅如此，他所在的湘江中学，还成了国民党省党部经常开会的地方。
1926年3月，唐生智部曾由衡阳进驻长沙，4月末又退回衡阳。这时，何叔衡和夏曦、曾三、熊亨瀚等也来到衡阳，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负责联络唐生智的工作和迎接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6月，唐部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7月12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公开活动，随即于8月间召开国民党湖南省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又当选为省党部第二届监察委员康拓普。此外，他还先后担任湖南省法院(即控诉法院)陪审员和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员、湖南中山图书馆馆长、水口山矿务局监理、湖南民报馆馆长等职。1927年4月，他又被选为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执委兼财务委员。在这许多工作中，他十分努力，旗帜鲜明，无私无畏，严肃认真，积极负责，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当时何叔衡正在家乡一带从事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他闻知事变，星夜赶回长沙。按照党的指示，他经武汉转赴上海，与谢觉哉、徐特立、毛泽民等一起筹办党的聚成印刷公司。这个公司对外公开营业，承印商标簿记等，对内专门印刷党的文件和刊物。他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又是全国济难会(后改互济会)的党团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6月，何叔衡奉派赴莫斯科学习。
何叔衡到达莫斯科后，参加了正在这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他虽年过半百，但对学习十分刻苦认真，有时为熟记一个俄语单词，不知要读多少遍，被称为“在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在政治问题上，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办事果断，深得大家敬佩。他在莫斯科，还经常惦记着家里的亲属，并给他们写信。他在给哥哥的信中，一再告诫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中，要看到革命的前途，要挺起腰杆地活着，“不要活着还不如死”，要多“做对于现时人生有益的事”。他还说到自己在今后的生活里，“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他还叮嘱妻子要做好他可能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这时，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婿先后被捕。虽经组织营救，他的女婿夏尺冰仍被湖南军阀何键惨杀在长沙大马路上。夏尺冰是他的至友夏果雅的儿子，从小就在何家，很早入了党，曾由党组织保送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在北伐军中任营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由省委派任中共宁乡县委书记。当他得知夏尺冰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并教育女儿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
1931年秋，何叔衡由党组织决定转移去中央苏区。临行前，女儿实山给他赶制了一件毛衣。他也将一只刻有“衡”字的戒指交给实山，并对女儿说：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何叔衡到达江西苏区时，正值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何叔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代理内务部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并兼任各级苏维埃干部训练班主任和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虽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但仍日夜操劳，从不稍有懈怠。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融和堂，但批评人从不疾言厉色盖茨堡之役，而是和风细雨，耐心教育，在工作单位他的威信很高。
不久，“左”倾领导人以反对所谓“富农路线”、“游击主义”为名，相继撤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之后，何叔衡对此十分不满，加上他对某些“左”倾错误，特别是对“肃反”中的过左政策有所抵制，坚持调查研究，力求做到量刑准确，因而引起某些“左”倾错误领导者的不满，指责他是“政治上的动摇”，是“拿‘法律观念’来代替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反革命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并对他进行批判。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并在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斗争之后，对他的批评也变本加厉，说是要“用全部力量”对他“去做斗争”。但这并没有使他屈服，他公开声言：“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这年冬，他虽被撤销了全部领导职务，但仍然踏踏实实地做好党分配的工作，表现了对党对革命的忠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时，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当在江西余江县梅坑和战友依依惜别时，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征途御寒。林伯渠深为感动，写了《别梅坑》一诗，其中四句是：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现在，这件毛衣作为当时同志之间革命情谊的见证，被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红军长征后，何叔衡在江西游击区里，以将近60岁的高龄，在雩都(今作于都)公馆乡协助乡政府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斗争兵圣传奇。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暮归，口不言劳，使很多同志深受感动。
1935年1月，何叔衡由党组织决定转移去闽西，再经广东、香港去上海，从事白区工作，同行的有瞿秋白、邓子恢等。他们一行于2月24日到达福建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被敌军包围。他身负重伤，躺倒在山下的一块水田里。当两个敌兵去搜他身上的东西时，他奋力抗击，被敌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