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要略】（304）自由思想家李贽：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北京信息网
明自成祖之后平和岛静雄，历任皇帝多昏庸无道，不问政事。尤其武宗、世宗之间，宦官当政，权臣秉国青狼獒，以致大明国运日渐衰落。然而，这种政治格局虽然给国家社稷带来灾难性后果，但却产生了一个令后人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繁荣。其中，武宗之世产生了“心学大师”王阳明，世宗之世则产生了“自由思想家”李贽。二者相互辉映袁思怡，以至大明的文化天空，因为这两位文化巨蘖的出现而变得霞光万道。今且单论李贽其人其事。
李贽其人：福建泉州人内黄天气预报。初姓林安均璨，名载贽，后改姓名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廖万清，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十二岁开始作文，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为官，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主动辞官归乡，以讲学授徒撰文为生，曾给自己画像：“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李贽一生著述颇丰，著述先后数次被禁毁痴情司歌词，民间盗印、假托者不绝，门人汪本钶曰：“（卓吾）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渐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奇士。他崇尚真奇，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的虚伪现实王熙然，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超级融合，建立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其学说理论之深刻尖锐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在朝野引起激烈争论，以至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之大关键所在。
李贽其事：十二岁即能著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自知府退休后即在湖北麻城设坛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人数多至成千上万人。万历十三年，入住麻城芝佛院，致力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余年而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揭露道学家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之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万历十六年，李贽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并直称自己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万历二十五年，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请往山西大同，著《孙子参同》，修订《藏书》。后到北京，住西山极乐寺，编订其六十八卷纪传体史论巨著《藏书》，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八百人，对历史人物做出独立评价。如其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
李贽思想：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以孔孟传统儒学思想之“异端”自居，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极力否认儒学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对孔孟之道的批判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李贽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指斥他们“名为山人车静子，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针对时政腐败，李贽提出“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认为“至人之治”乃“因乎人者”，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之号召，并宣称人类平等、反对歧视妇女、提倡婚姻自由，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声。李贽主张富国强兵，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认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李贽终身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认为“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危险美学，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
李贽之死燃情百加得。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乙卯日，著名的东林党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专门弹劾李贽的奏疏。在这份奏疏中，张问达使用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谣言和污蔑不实之词，必欲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奏疏原文如下：
李贽壮岁为官厦门滚蛋谷，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山野男医，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spellflash，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郊游歌，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这份上疏，居然称李贽大白天与妓女在一起洗澡，曾勾引士人妻女抱着枕头被单到和尚庙里去睡觉非常偶像，不啻是一个道德极其败坏且危害社会安全的危险分子。然而，面对这样一份奏折，一向贪财好色的万历皇帝却没有完全相信张问达的奏折内容。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的官都不愿做的人，不可能生活得那么放荡，因为一个生活放荡的人尽可以享受“名教”中的“乐地”，不仅家里可以妻妾成群，刘钰佳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合法”地找官妓相陪，何况李贽已是风烛残年，不可能那么放荡。万历皇帝似乎也明白，在男女关系上造别人的谣乃是官场上攻击别人的惯用手法，所以他对那些关于李贽的“桃色新闻”并不介意，而李贽离经叛道的思想言论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决定下诏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李贽逮捕治罪：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岸优太，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皇帝一声令下，当时人在通州的李贽就被关进了皇家监狱。面对奉旨审问李贽的京官要员，李贽作了简短的申辩：“罪人著书多有，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并坦然诗曰：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
病间始知身在系超级剑修，几回白日几黄昏。
后审判无果，大明的“道德法官”们建议皇帝将李贽递解回原籍监视居住。而李贽，在此之前好几年就为自己设计了“荣死诏狱”的最后归宿。1602年（万历三十年）3月15日，李贽在吩咐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自割咽喉，血流遍地，尚未断气。侍者问他“痛否？”李贽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三月十六日夜子时，李贽在狱中辞世。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因而在朝野引起激烈争论。在中国数千年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思想之禁锢，礼教之束缚，为祸甚深而愈演愈烈。因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历代知识分子仝晓燕，要么顶礼于传统，服膺于古人，要么发展其传统，阐述于古人。无非于儒、法、道、释之内做发散性诠释与深入性探索。即如王阳明学派，虽开创心学门派，然亦无出于儒学传统之内。这种思想的内守与精神的传承，使中国五千年来最缺少创新精神和“质疑”精神。独李贽敢于一反传统，振臂为呼，自为“异端”，以一人之力而向三千年儒道传统开战，以一人之力而向整个士林挑战，后人谓其可谓中国的路德金，虽得其表而未得其实。要知道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李贽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比之路德金则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做出更大的牺牲，遭受更大的痛苦。因为李贽试图要挑战的，是中华数千年文明所形成的强大传统，是中央专制集权体制赖以生存的巨大利益共同体。而中国自汉唐以降在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正在于李贽这样的有独立思想、有开拓精神、有创新意识的知识分子太少之故。而《要略》于李贽之史中，实冀今日之读者诸君，以李贽所点燃的思想火炬，炳焚笼罩在中国历史天空中浓重的文化阴霾，点燃中国仕林思想解放的熊熊火焰——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复兴梦”和“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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