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毛泽东评《经史百家杂钞》-毛诗词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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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著作,近年来,如风起,如潮涌,密匝匝地遍布了全国各地的大小书店书摊。从已出版的曾氏著作的选题来说,更是大有竭泽而渔之概:家书,出了;家训,出了;日记,出了;”治兵语录”,出了;格言睿语,出了;全集,也出了。还出了什么《冰鉴》、《挺经》之类。这些书,不论是全本、选本蒜苗回锅肉,正牌、杂牌,都受到了不同类型的读者的欢迎。
但是,有一部曾国藩编纂的古文选本,却被冷落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经史百家杂钞》。其实,《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晚清、民国时期,《经史百家杂钞》因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青睐这部书的广大读者当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句话,现在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佘雅静。“独服曾文正”,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嗜读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对于曾国藩的著作,可以说,毛泽东是遍读了的。在这些读过的曾氏著作(包括编纂的)中,《经史百家杂钞》是毛泽东相当钟情、甚为推崇的一部书。
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囊括经、史、子、集四部精华的优秀的古文选本,是一部研习国学的入门书。
他推崇这部书的意见,集中反映在他写给萧子升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大体说来,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中包含的学问。
毛泽东认为,要弄通国学,必须先从研习国学常识入手(“早通”,就是先弄通的意思),而要研习国学常识,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选择入门书。毛泽东提出了这种书的标准,即:在体式上,必须是包孕、萃集许多古籍的综合性书籍(“孕群籍”);在内容上,必须包括万事万物、方方面面(“抱万有”)。毛泽东做了个比喻,说这样的书,犹如支配树枝的树干、统帅士卒的将领,是有着提纲挈领的功能的。
毛泽东在论述了一番择书的重要性及择书标准之后,便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入门书的名字--《经史百家杂钞》止痛化癓片。
《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作为选家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本子。毛泽东对这部书的编选功力是非常赞赏的。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所说的“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一语,就是对这部书的编选功力的精当的评语。“抡”者,选择也,选编也。这句评语的意思是:《经史百家杂钞》已经把从古时到清代的经、史、子、集几方面的精华都囊括其中了菲尔柯林斯。
在清代,瞿天临在曾国藩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着两部很有名的古文选本,一部是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纂的《古文观止》,一部是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这两部书,各有其优长,影响也都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不上《经史百家杂钞》。
《古文观止》大宋良医,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古文选本。但是,由于它是供学塾使用的读本,故而所选文章偏重文彩,偏重通俗,缺少一种学术的厚重和大文化的广博。《经史百家杂钞》则不然。《杂钞》在网罗文献的广博上和选文思想的学术底蕴上,无疑都是超过了《古文观止》的,而所选许多文章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也是并不亚于《古文观止》的。“观止”者,观此为止也,其他不必看也。《经史百家杂钞》,可以说就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也可以叫作《曾氏古文观止》。
《古文辞类纂》,也是编纂的比较成功的一部古文选本。但它的侧重点,在于辞章,在于帮助读者研读、模习和应用古文,故而所录文章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缺少对社会、对政治、对天下大势的关注。《经史百家杂钞》则补救了《古文辞类纂》的这一阙失。《杂钞》虽然是以《类纂》为基础编纂的,但却如李光弼代郭子仪而军,给人一种壁垒一新、脱胎换骨之感。
曾国藩不仅对《类纂》的分类作了重要调整,还更换、调整了许多选文,减去了一些内容空泛的应酬文字,新增了经、史、子三类文章,从而编成了自家的《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最重要的创意,是在《类纂》的三目--义理、词章、考据之外,又增加了一目--“经济”,从而根本改变了《类纂》的狭隘眼界。此所谓“经济”,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而是指“经邦济世”、“经世济民”,即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曾国藩的这一创意,最根本的意义,是使文章与政治结合,使读者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也就是说阴题王,《杂钞》里不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与“道”结合的一部书。比之主要是注重辞章的《类纂》来,《杂钞》的实用价值无疑是远超其上的。
毛泽东对《杂钞》的这一优点评价很高,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包含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怀疑与学问,所以《杂钞》很可贵。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李恒建微博,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曾国藩与《类纂》的编者姚鼐在编书眼光上有很大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主要是个政治家,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姚鼐则主要用的是辞章家的眼光。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杂钞》,说《杂钞》比《类纂》好,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和取舍二书。
在曾国藩的诸种著作中,《曾国藩家书》的影响极大,这已为人们所熟知哈馆网。《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也曾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广泛、深远的影响,对这一点,今人则知之甚少。《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由于《杂钞》的部头较大,定价较高,为了适应一般贫寒士子的阅读要求,一些书坊还出了《杂钞》的简编本。曾国藩曾经手录这部简编本,送给友人。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中的教子书部分,其中许多内容是教子读书的,曾国藩不仅告诫子女要做读书种子,而且精心推荐了阅读书目或篇目。但这些阅读书目或篇目,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而且散见于教子书中,今人不易查找。《经史百家杂钞》则是一部集中了许多名篇的、系统性很强的国学读本。曾国藩在教子书中推荐的一些古书,《杂钞》不仅选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将这些篇章系统地归入了某一文章部类,使读者不仅便于集中阅读,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些篇章在整个古代文章中的位置。例如,曾国藩在一封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五经四书之外尚有十一种必读书,其中《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最宜熟读”。在《经史百家杂钞》中,曾国藩便精选了这四种书中的一些名篇,并将其归入某一文章部类。如在《史记》选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归入了“序跋之属”;《汉书》中选的《封燕然山铭》、《高祖泗水亭碑铭》,归入了“词赋之属”;《庄子》中选的《逍遥游》、《马蹄》归入了“论著之属”;《韩文》中选的《进士策问十三首》、《祭鳄鱼文》,归入了“诏令之属”。
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家书》之教子书只是零散地向子女、向世人推荐了一些国学读物,而《经史百家杂钞》则是曾国藩向世人(也包括家人)推荐的一部有系统的国学读本。
毛泽东的国学根底是极其深厚的,这一点,世所公认。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材料中,国学是一大来源。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李锐说过这样一段中肯的话:“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金柳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李锐又曾对“毛选”四卷里来源于中国古书的成语典故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李锐的统计,确实证明了他下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这种思想土壤,对于毛泽东一生的功与过都发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这里不详论。这里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经史百家杂钞》肯定在毛泽东的国学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生过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毛泽东的思想土壤之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细读《杂钞》,可以发现,“毛选”四卷中的那些典故,有许多就包含在《杂钞》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之所以对那些典故极为熟悉、能够信手拈来,无疑与他年青时熟读过《杂钞》有直接关系。毛泽东一生对四部之书都极为重视(1949年一进北京,就购置了一部《四部备要》),更是甚为熟悉,而这种重视和熟悉,显然也与他早年曾熟读过被他评为“尽抡四部精要”的《杂钞》分不开。
好的选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学问家、批评家。《经史百家杂钞》之所以编选的成功,首先就是因为它的编选者曾国藩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问家、文学家。《杂钞》之所以流传甚广,为世人所青睐,固然与曾国藩是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杂钞》本身所蕴含的学养、价值和魅力。曾国藩在学术上,是有很深的造诣的,被人们看作“一代儒宗”,有人甚至评之为“文章学问,卓绝一世”。在文学上jsp是什么意思,他是著名的桐城文派的“振衰”者,是著名的湘乡文派的魁首。他读书品文时的眼力,非常犀利、老到,评断之语相当准确到位,且常常出语不凡。如在一封家书中评论诗文的趣味时说:“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他对诗文趣味的这种分类,以及对有关诗文家的评说,是极有见地的。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问家、文学家,所以他才能编纂出《经史百家杂钞》这样的文选力作。《经史百家杂钞》,实际是曾国藩的学养的一个展现。
《经史百家杂钞》,一共选入了700多篇文章,多为古代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选择范围不论从作者还是从体裁来看,都相当广泛,所选文章的内容也都很精当。这部书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既可作为研读经史、哲学、文学等方面学问的入门读物、基础读物,又可作为各种文体的示范读物,还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参考资料,等等。
怎样阅读《经史百家杂钞》这部书,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曾经从“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为目的”的角度向萧子升介绍了读此书的方法: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鱼尾纹乐队。《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简单说来,这种方法就是:先读《经史百家杂钞》中的一篇,再读此篇所在的原书,读原书时要细读若干篇,然后及于原书全体。如先读《杂钞》中的《伯夷列传》,再读《史记》中的其他若干列传,然后及于《史记》全体。如此等等,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关于对曾国藩的评价,百年以来,可以说是褒贬如冰炭,隔若天渊,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如果以一种人归人,文归文的科学态度来看待和评价《经史百家杂钞》,那么,无疑应当承认这部书的宝贵价值,就像毛泽东对待和评价这部书的态度那样。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汲取和继承其中的优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对待《经史百家杂钞》,无疑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摘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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