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婷婷照片故事｜厉害了！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来自婺源-上饶档案

华婷婷


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1887—1978）时年50岁
父亲是12岁离开家的。跟了人，先走105里的山路，到屯溪上船，在闷舱里坐七天七夜，到上海去做学徒。
父亲詹福熙是个徽商，一生积财无数，散财无数。远的不说，就十几年前，我们东坡路上77号的那栋别墅———之前是湖滨卫生院———卖了一千多万，建了一家民营医院，为民造福———哦，当然不是我们的，是国家的。
父亲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老家江西婺源段莘乡庆源村。父亲出世的时候，祖父就在上海崇明开南货店，因为生意忙，儿子落地，他都没空回来抱一抱、亲一亲。
“一爿烂店，十亩良田。”做生意总比种田的活络，我们本来也是殷实人家，但在父亲出生当年，祖父忽然暴病身亡，他的店铺被人吞并，不明不白的人纷纷上门索债，我们也一下子家道中落了。
父亲是12岁离开家的。现在12岁的孩子，还要在父母膝头撒娇，但父亲那时候，这个年纪就得自谋生路。跟了人，先走105里的山路，脚走肿走流血了，到屯溪上船，在闷舱里坐七天七夜，再到上海。到上海不是玩去的，而是去做学徒。
父亲做学徒的店，是上海山西路上的一家生丝店，也是江西婺源人开的。那年头做学徒，要跟老板跑三江六码头，要照看店里生意，还要做家务———倒尿壶、生煤球炉、帮老板洗水烟壶、帮老板娘抱孩子等等。父亲老实本分，能吃苦，也肯学，几年下来，店里的生意精熟，待人接物老到，账房的事也能顶着，他拨起算盘来，能看得人眼花缭乱。
店老板人不错，但他的公子却不上路，好逸恶劳，胡乱花钱。家里给的不够，他就擅自在柜台上拿。柜台账目由父亲管呀，平白短缺，月末扎账扎不平，猜忌呀、矛盾呀，自然而然就来了。
父亲第二个跟的老板做西药生意，开的铺子叫“五洲药房”（现五洲连锁药店前身）。他为人厚道，业务能力强，很快就升为大掌柜，月薪二十五大洋。要知道，那时候三个大洋能买一头耕牛，月薪二十五，绝对是“高级白领”了。
过了两年，总经理项松茂把父亲调到身边，帮助打理上海总店业务。本来这是升迁，一应待遇都相应提高，但到领薪的时候，父亲发现，他的工资只有六个大洋。和财务人员核对了，发现没错，父亲就不再声张，照旧勤勤恳恳做好工作，对客户和同事笑脸相迎。
父亲想的是，这是总经理的安排，总经理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到了年末，总经理单独把父亲叫去，问：“大半年了，我减了你的薪水，你怎么一声不吭？”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父亲说，“这也是工资啊。”
项经理拍着父亲的肩膀大笑，连连说小子不错，经得起考验。说笑完了，他当场给父亲提薪，还给了八千股五洲药房股票，以示鼓励。
牛眼识草，凤眼识宝，没几年工夫，项松茂又提拔父亲为分店经理，把上海延安中路的五洲分店拨给他掌管。

父子合影，詹福熙时年70岁
抗日战争开始，父亲提出离开千代洋行。父亲说：我是个商人，但也是个中国人。我们徽商，有祖传的规矩。
以前的药店，和现在有别，同一柜台，可以经营别的货色。父亲管的药店，也卖照相器材，胶卷啊、卡纸啊、显影药水啊一应俱全。也因为这点生意，父亲还结识了一个日本人，和他有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故事。
这个日本人叫下里弥吉，在上海南京路上开了爿叫“千代洋行”的照相器材铺，生意规模都一般。“千代洋行”本来聘有中国买办，但因账目不清，下里弥吉不满意，想炒了买办换人，只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下里弥吉和父亲素有来往，他相信父亲，要他帮忙物色一个。半个月后，没回音，他来催；两个月过去了，不见响动，他又来催。父亲逼急了，也觉得对方很诚恳，就在一次宴席上带着酒兴说：“你这么急，我就毛遂自荐得了！”
一听这话，下里弥吉先是大喜过望，后来又双手乱摆：“不要开玩笑，千代洋行是个小庙，哪里养得起您这样的大和尚啊？！”
这话一半是客气，一半也是实情。别的不论，父亲在五洲药店的月薪有上百大洋，千代洋行买办的工资才四十，两者不在同一档次。但父亲也并非全是客套，他觉得药店竞争激烈，生意越来越难做，而照相器材是新兴行业，未来市场大，前途不可限量。结果呢，一来二去的，父亲真的丢了药店经理肥缺，到千代洋行赴任去了。
因为父亲的能力和人缘，才半年的工夫，千代洋行的生意大有起色，营业额节节攀升，下里弥吉很是满意。为了弥补父亲薪水上的亏损，下里弥吉单独列出一个柜台来，让父亲自己做卡纸生意，利润归父亲。
可是到了年底一算，卡纸生意几乎是白板一块。
下里弥吉很奇怪，问父亲缘由。父亲说：“一心不能二用啊，我如果忙自己的卡纸，店里就要照顾不周，你的两只轮子也就换不成四只轮子了！”下里弥吉本来备有人力黄包车，店里生意好了，就改坐英国奥斯丁轿车。
父亲和下里弥吉甚为投机，两人成了朋友，本来也可以一直合作下去，但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父亲就提出，要离开千代洋行。
下里弥吉竭力挽留，说国事是国事，朋友是朋友，生意照样可以做啊。父亲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是个商人，但也是个中国人。我们徽商，有祖传的规矩，现在局势这样，我真的不便再跟你共事了，请原谅……”
接替父亲位置的，是千代洋行的另一个伙计，名叫郎跃余。郎跃余很聪明，卖照相器材之余，自己背个相机到处去拍照片。郎跃余艺名郎静山，解放前夕去台湾，继续搞摄影，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摄影家。十几年前，已经九十高龄的郎先生赴大陆探亲，路过杭州时，特来我家拜访，但这时候父亲早已仙去。

詹福熙78岁时登黄山所照
半个月之后，重庆中山中路上三开间的“华昌照相材料行”，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店面上还特地加了“友记”两字。
离开千代洋行，父亲在南京东路山东路口开了爿照相器材店，取名“华昌照相材料行”，寄寓中华民族昌盛之意。本来，上海许多照相器材都来自日本，但这时候父亲和许多店主一样，宁可少赚点、麻烦点，都进德国、英国、美国的材料而拒绝日货。
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大家都吃小日本的苦。和一般的老百姓比，我们家还算殷实，所以接济周围有困难的老乡、亲友，成了父亲的分内事，用他的话说是“共渡国难”。
父亲原有个客户，吴姓，贵阳人。有一次他带儿子来上海进货，按照惯例，当晚设宴为他们接风。饭局未了，吴先生接到加急电报，说家中有变故，请火速赶回。那时上海到贵阳没有飞机、火车，由汽车到轮船，转来倒去的要十几天。吴先生须连夜启程，但带着儿子不方便，儿子才十岁，经不起水陆折腾。父亲见吴先生面有难色，就说如果信得过，孩子可以寄住在我们家，吴先生想了想就答应了。
出人意料的是，吴先生这一走竟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他的孩子吴俊民也成了我父亲的义子，和我们兄弟几个同吃同住，后来是一起读中学、读大学。十几年之后，全国解放，吴先生才出现，而这时候的吴俊民，已经从上海医科大学口腔专业毕业，自己开了牙科诊所，孩子都有三个了。
受哥哥的影响，吴俊民的弟弟后来也赴上海读书，不久考上之江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分配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他就是日后在杭州颇有名气的口腔医生吴哲民先生。
父亲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对有学问的人很钦佩，总另眼相看。父亲有个朋友姓程，江西婺源溪头人氏，国学根底深厚，精通风水之术。因时运不济，程先生一直比较落魄。有一段时间他想去四川，但苦于没有盘缠，迟迟不能成行。
父亲知道程先生心高气傲，不愿开口求人，就想了个办法：我们家在四川有不少客户，父亲就托程先生带一批货去四川，其中差价权充路资。这不是奉送，这是酬劳，古人又说“朋友有通财之宜”，有了这个名头，程先生也就答应了。
没有想到的是，程先生携货到了四川，找到了老客户，对方却一口拒绝。原来他们见此情景，起了黑心，想“关门打狗”（旧时商界俗话，意为外地货到先不吃，让你想销销不掉，要带带不回，只好血本甩卖，这时候他们再来捡便宜）。
我父亲一接到电报，又吃惊又生气，这些客户来上海，我们都是上轿送金、下马送银，老爷一样地款待，现在怎么只认钱财不认人了？
略作思考，父亲又拟电报一封，要程先生暂不出货，在当地找个风水好的店面自己开店，第二批货和人员资金隔日发出，程先生接到电报也立刻行动起来。这一来，当地店老板们坐不住了：上海人财大气粗，他们来抢饭碗，自己就没得混了，所以他们立刻上门赔罪，说货物他们吃下，店面就不要再开了。但父亲和程先生此意已决，仍然按计划进行。
半个月之后，重庆中山中路上一家三开间的照相器材店，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
这家店的名字也叫“华昌照相材料行”，程先生自任经理，为了纪念他和我爸爸的友谊，店面上还特地加了“友记”两字。这家店后来发展得不错，解放之后都一直还在。
抗战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欧美商人统统被关进了集中营，父亲的一个加拿大朋友、美国柯达公司的大班，也列其中。有一天，父亲收到他的求救信，说缺吃少穿，患病无药，正面临死亡威胁，求父亲想办法。搞点食品、药品容易，但集中营戒备森严，送不进去呀！
父亲想了半天，想起了日本商人下里弥吉。从“千代洋行”出来之后，他就是不想和日本人有关系，但现在人命关天，只有硬着头皮去求他。找到了，把原委一说，下里弥吉连连摇头，说两国正在交战，他不敢插手。经不起父亲软磨硬泡，下里弥吉最后才答应一试。
日本人对日本人当然好说话，宪兵队长又是钱财打点过的，所以下里弥吉的小车总能从集中营大门直进直出。每次小车上也总塞满冠生园（上海老牌食品公司，就在我们店的隔壁）的炼乳、凤尾鱼、牛肉罐头、水果和药品等。那位加拿大朋友除了自用，也接济周围难友，救了不少人的命。我爸爸的、或者说徽商的、甚至是中国人的义举，在欧美难友中一时成了佳话。
抗战胜利后，加拿大人回国前，特地来看父亲。当时他握着父亲的手，一边不停地说谢谢，一边眼泪是哗哗地流……

其乐融融的全家福
我们家叫福绥堂，那个房子造了5年。中堂铺地的那一整块的大石头，可以容纳一张大圆台面和围桌而坐的所有人。
父亲仅读过几年私塾，谈不上什么学历，但他一辈子都好学。认字、练毛笔、学心算、打算盘，结果他的文化比几个大学毕业的儿子都强。他对有学问的人很仰慕，经常向他们请教。
马一孚先生是世外高人，从不和商人打交道，但他和父亲却常有来往。我1965年结婚，马老是我的证婚人，他还写了个“佳偶如仙”的中堂送我。年过半百，父亲开始学佛学——用他的话说是“六十岁学吹打”。佛学精深，典籍都很难读，但他一点一点地啃，学得津津有味。他曾有幸拜虎跑寺的弘一法师为师，有时两人一谈就是一整天。每次虎跑回来，父亲总向我们啧啧称道，说那才叫有学问的人！
父亲五十大寿时，弘一法师作长眉寿佛一幅为贺。作为回报，父亲出了一笔钱，修了虎跑济公的舍利塔院。
因为吃过没文化的苦，父亲和所有的徽商一样，都很重视教育，这是他们的一大传统。1946年，父亲拿出一大笔钱，在屯溪隆富办了个学校，叫紫阳小学，聘请当地文化名人为校长，让当地穷苦的孩子免费读书。
我们这样的家庭，孩子很容易学坏，别的不说，光麻将我们家里就有四五副。父亲搓麻将是出于应酬，但我二妈是真喜欢，所以“文革”时抄家翻出那么多象牙麻将来，红卫兵说我们家以前开赌场。家里麻将客少则四五个，多则二三十。为了让我们有个安静的读书环境，父亲专门辟出几间书房来，请了老师，督促我们兄弟几个学习，麻将是看都不许看的。结果我们的学习都不错，我两个哥哥大学毕业，我自己是大专毕业，后来也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像所有的徽商一样，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小时候我们除了学文化，也要上柜台，学待人接物，学做生意。
解放后，先是公私合营，后来是改造资本家，经商的大环境没有了，适合他们生存的氛围也没有了。徽商的衰亡是历史的宿命。
原来我们住在东坡路77号——五开间，带花园，时价600石米（一石为75公斤）。解放了，街道办事处甚至是邻里有事情，也都可以借我们家的厅堂用。借用可以啊，但他们从不收拾，活动或者开会之后，每每桌椅板凳狼藉，烟蒂瓜子壳一地。后来烦不过，我母亲干脆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卫生院，自己住楼上，结果就清静了不少。

1965年詹福熙全家在杭州西湖边东坡路77号自家花园中的合影
父亲生平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喝点酒。三五同好邀在一起觥筹交错，或交流贸易心得，或畅谈故里旧事，相谈甚欢。因为他只爱绍兴黄酒，为了方便，就在自己的商铺边上设一个酒库，储有上百坛极品花雕，以备不时之需。
可是有一天，来了几个穿列宁装的人，一本正经，要父亲把酒库打开。他们进去晃了晃，说，烟酒类是奢侈品，要征收高消费税（那时候叫“印花税”）。父亲辩解说，这是留着自用的，并不出售，怎么要交税？来人说，工农兵饭都吃不饱，你还好意思喝酒？存着这么多酒，就是依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要交税——不但要交当年的，你藏了好几年了，这几年的也要补！
一看气氛不对，父亲不敢再辩。来人七七八八一算，算出来的数目惊人。
“要这么多，”父亲说，“这些酒我不要了，你们都拿了去吧。”
“我们不能拿，”来人说，“我们没有这个政策。”
“我不要这些酒了，我不认它们还不行吗？”
“不行的——除非你当场把它们都倒掉。”
这话在父亲听来很刺耳，分量也很重。他追问一句：“你说话算不算数？”
“我是国家干部，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来人黑了脸盯着父亲说。
有了这句话，就不怕戴上“破坏国家财产”的帽子（解放初许多资本家都栽在这个罪名上了），父亲果真就地打开酒坛倒起酒来。
多年存的绍兴花雕，一边哗哗地流，一边就浓香四溢，把半条街都罩起来了。
看着倒掉实在可惜，我母亲就大声地对围观的人说：“邻里乡亲，有想要的，任便取去！”结果众人有整坛搬的，也有锅碗瓢盆甚至是水桶都拿来盛的，忙碌得像蚂蚁搬家。
只一顿饭工夫，我们家的酒库就空了。
这之后直到去世，父亲仍喜欢喝一点酒，也仍是绍兴花雕。到后来甚至是病了，他仍要在桌上摆一个酒盏，倒上几滴——并非为了邀醉，只为表示酒人的倔强。但每每喝时，他总啜一口皱一下眉，叹道：“这酒真的没有以前好了……”
父亲一生积累的财富——怎么说呢？我以前从来不想说的，但这不等于我会忘记。以现在的计算法，说他老人家身家上亿，应该不过分吧。
父亲当年主营的是照相器材，除在上海南京东路471号的华昌照相材料行之外，成都春煦路、重庆中山中路上都有华昌照相材料行，现在叫连锁店吧。我们家以前在上海开有三家当铺，分别以我们三个儿子的名字命名，永康当在西藏北路开封路口，永茂当在热河路上，永炎(我以前的名字)当在老城隍庙三牌楼那地方。
还有啊，在安徽屯溪老街上有家祥大布店，在江西乐平有个天元布行。庆源老家的房子，你去过婺源、西递、宏村没有？对对，就是你们看到的差不多……
我们家叫福绥堂，那个房子造了5年，我10岁时去住过大半年，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堂铺地的那块大石头，可以容纳一张大圆台面和围桌而坐的所有人，那石头是一整块的，听父亲说是60个人一起从山上抬下来的。后来那房子一度成了村委会的所在地。

1999年作者詹永年携妻子在庆源自己的祖宅合影
人生如行走，但上路的境界不同，有的是“身在路上”，有的是“心在路上”。徽商的独特之处是身心都携着，所以他们的经历很丰富，有物质财富，更有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父亲的物质财产已经散尽，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可估量。举个小例子吧。比方说前段时间，杭州有个毕加索画展，报社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做义务讲解员。我也报名并且被选中了。结果十多天讲下来，大家对我的印象不错，后来电视台什么的都来采访我，说我对画儿和画家都有独到见解。我想这不是看点儿书、背一些术语那么简单，学识、素养、领悟力等等都是多年积累，绝对离不开家传。

两位女儿为庆祝父母金婚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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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即指来自徽州的商人，徽州也就是古时的新安郡，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
徽商，明清时期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其资本之巨，覆盖范围之广，从业人员之多，为其他商帮所不及。徽商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沿江流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著名学者胡适所论也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设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句古谚实际上是对明清时期徽商足迹遍天下、在持续三四百年间叱诧风云于中国商界并创造了历史辉煌的高度概括。
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徽商还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便是当年走南闯北的徽州商人的真实写照，同时也造就了徽州男人的吃苦耐劳和非凡毅力。 说到徽商，就不得不说到婺源的徽商，而只要说到婺源的徽商，又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人称照相器材大王的詹福熙太公（因为是世交，按辈分我应称他为太公） 随着咸丰年间曾国番与太平军在皖南与徽州地区的拉锯战，徽州十村九毁，生灵涂炭。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加之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日渐没落……
在若干年以后，詹福熙太公却是逆势而为，异军突起，凭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做事的果敢，以经营照相器材这一新生事物为契机，逐步当上了当时的全国照相器材大王，名噪一时。虽为商业巨擘，但个人力量显然无法挽救徽商整体上的颓势…… 今有幸得到作者永年公的授权，将他于2006年发表在《杭州日报》上的《徽商》一文推出，以飨读者。欢迎转发分享，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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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杭州日报》
荐稿：周茂树
责任编辑：黄 鹤
投稿邮箱：4127322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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